從「生命」小聊社工專業與科學管理

我一直排斥去看吳乙峰拍的「生命」，不是為有人批評它煽情，也不是因為有人批評它商業。我怕的是，一種對自己失職的指控。
因為，我曾是劇中主角們故鄉「九份二山」的主責社工員。

我深信，九二一的傷痛，不只存在罹難者家屬的心裏，也隱隱約約潛伏在每個曾在災後進入服務的社工人心中。

然而當我不得不陪著重傷的親人在醫院看著這部片，我也重新又回到了那段過去，

北山貨櫃屋，好個熟悉的場景...
鏡頭下的主人翁，在地震一年後早已四散各地，而我卻是那時才走進國姓，

我以著多次家訪查無原址及案主未居住於轄區而問心無愧地結案，然而，那時卻也心懷忐忑。只是我不明白那時忐忑的來源。而當鏡頭轉到了家中罹難者最多的羅小姐，在導演在她有自殺意念時所作出的「處遇」時，霎時，我明白的我的不安的來源，也知道為什麼自己一直不想看這部紀錄片，也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失職的所在。我無法再問心無愧下去。

當年，讓我問心無愧的是，科學化的管理，讓我必須清楚知道自己不可以投注過多時間在少數幾個個案上，我必須有「量」的績效，於是，幾次家訪發現案主居住外縣市，該做的就是轉介，雖然我曾想要追到他們的居住地進行追蹤訪調，但是「專業」卻也不允許我有過多的涉入，我該清楚界線地轉介給在地的社工。

就機構的要求而言，我做到了專業處遇，然而，現在看來，對我自己的良心而言，我失職了。依稀記得，那時良心曾經告訴我，我該繼續追的。

在離開了社工界的幾年沉澱之後，我拋開了學院教導出來的「專業」，也不再受到機構管理的壓迫，也終於能夠看清楚自己的失職。

對自己良心的失職。

我那時該聽心底那個「善」的聲音，不顧一切地追下去，也就不會讓一個紀錄片導演必須作出那樣「糟糕」的處遇，我無意指責拍片者，只是，看到那樣的會談場景，我真的很難過，至少，我接受過的訓練告訴我，他與羅小姐那樣的互動，是極不妥適的。

但導演沒有接受過這樣的訓練，他是無辜的。

而我明白自己有能力、有責任，卻沒有去做，明明白白就是嚴重的失職。

雖然我不應該把自己的失職歸諸於外在，歸諸於「社工專業」與「科學化管理」的毒害，但，我很清楚，自己心底「善意」指導，所應為的社工處遇，讓「科學化管理」在外在畫了條界線，而「社工專業」也讓我在自己的內在畫了條界線。

它們就這樣讓我真的以為自己那時候所做「科學專業處遇」是「正確」的。

但，是怎麼樣的「正確」？

還是對機構利益的「正確」？是對社工自身利益的「正確」？

這真的對案主是「正確」的嗎？

因著這樣的想法，看到這次的修法草案，我也不禁懷疑，在社工專業一直想把自己拉往更高的「專業」，是不是也遠離了案主所要的「專業」？當專業越形發展，是否更遠離了「人性」及「善心」？

在我自己遭逢親人重大變故時，我也很清楚看到，社工處遇及諮商輔導的專業力量有限，有時，其他力量(如宗教)反而才是案主最大支持力量的來源。然而社工界意圖阻擋非相關科系畢業生取得執業資格，是為了對案主有利的「專業」，還是為了保障自己人利益的「專業」？

我想，社工實務必須重塑一套發自於自己「善心」的專業與人性的管理制度，一套與學院教育，以及機構量化績效指向要求不同的實務社工專業與人性化管理。而不是一味地提高自己人所謂的「專業」層級，然後建起堡壘來阻礙外人進入「專業」。

我深信，社工始於慈善，也應當回歸人心底深處的善心，做善心指導所應為的處遇。而不是讓冰冷的科學管理，還有與人性越離越遠的社工「專業」當作我們對案主施為的準繩。

但願，真有那麼一天，社工實務所指陳出來的專業及人性化的管理，能讓所有的社工員在對案主一整天的處遇後，都能內心平靜，無所愧疚地安然入睡。

那，才是案主及社工員要的專業吧！